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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与风险并存,在印度做一名同性恋意味着什么?

印度比拉斯普尔电 — 放在 10 年前,假如你对阿伊莎·卡普尔(Ayesha Kapur)说,她会在反对世界上一项古老的、认定同性性行为有罪的法律的斗争中发挥领导作用,她一定不会相信你。在她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卡普尔都不敢提起自己的性取向。

1980 年代,卡普尔在新德里长大。她从未听说过任何女同性恋,也没有在宝莱坞电影里找到什么参照形象为她的感受提供对应的词汇。她表示,“女同性恋”一词“就像一个贬义词”。

30 年后,素来称自己极为内向、几乎不关心政治的卡普尔成为了第一批质疑《377 号条款》(Section 377)的同性恋请愿者之一。

作为发声者,43 岁的卡普尔和其他请愿者在法庭上表示,根据一项法律,他们就是罪犯。而那项法律通常被用作骚扰、敲诈和性侵同性恋者的幌子。

“根据本国法律,他们可以给我戴上手铐,”她说,“这很有可能会成为现实。没有什么能阻止警察到家中‘拜访’请愿者。”

今年夏天,印度最高法院将审查《377 号条款》合宪性。此举意味着最高法院有望审议这些请愿,这给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反对该法律而奔走的律师和活动人士带来了极大的希望。

不过,多年来的失望情绪也使得人们的乐观想法受到了影响。即便是现在,在印度公开承认自己是同性恋或者倡导变革,本身也是一种以身犯险的行为。

在为期三个多月的采访中,来自印度各地的同性恋和变性者描述了在这个迫使他们成为不法之徒的国家的生活成本:父母对他们避之不及、受到社会孤立、工作场所缺乏保护,以及在法律援助有限的情况下,被警察虐待和性侵的可能性都很大。

 

德里女商人阿伊莎·卡普尔是在法庭上对《377 号条款》提出质疑的请愿者之一。“根据本国法律,他们可以给我戴上手铐,”她说,“这很有可能会成为现实。”图片版权:Vivek Singh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在食品和饮料行业工作的卡普尔表示,她站出来是因为她终于受够了这一切。

“为什么社会对我们的存在视而不见?”她问,“是因为我们让自己变成隐形人的吗?还是说,社会根本就对我们视而不见?我不想被视为罪犯。这就是问题所在。”

比拉斯普尔(Bilaspur)位于印度中部,是一座阳光明媚的城市。身材苗条、颧骨很高的拉杰什·亚达夫(Rajesh Yadav)就住在这里。她说,不到一年时间里,她就被轮奸了四次,遭人用砖头打了一顿,还差点从行驶的汽车中被扔出去——这一切都是因为她的性取向。

她说:“每次我都会求他们放过我,但他们会打我、对我使用暴力,然后强奸我。” 亚达夫今年 25 岁,她性别认同是一名同性恋变装者(gay cross-dresser),喜欢用女性代词。“我的故事几天都讲不完。”

A 某是一位年轻的男同性恋者,经他要求,我们只使用他名字的首字母作为代称。他和我们分享了类似的故事。

A 某 22 岁的时候,计划在印度东部和通过即时通讯软件认识的男子见面,结果却见到了两名陌生男子。其中一人身穿警察制服,他们给他下药并强奸了他。事后,其中一个人还和 A 某拍了一张自拍。他说:“我担心他会勒索我。”

亚达夫和 A 某都没有考虑过向警方报案,他们担心这样做会带来不好的后果。

“《377 号条款》非常残酷,”A 某表示,“它被滥用来伤害像我这样的人。人们因为它而不敢表露自己。”

新德里金达莱全球法学院(Jindal Global Law School)的助理教授丹尼士·谢克(Danish Sheikh)表示,2014 年,一名班加罗尔的医生在遭到几名与他发生性关系的男子勒索 2.5 万美元之后曾挺身而出报警。警方逮捕了这些人,但随后依据《377 号条款》记录了这名医生的违法行为。

 

安贾莉·高普兰(Anjali Gopalan,中)是 Naz 基金会——一家艾滋病患者倡议互助组织——的负责人,多年来一直在与《377 号条款》作斗争。图片版权:The New York Times

 

“这位医生既是受害者,也是犯罪者,”他说。“法律(指《377 号条款》)的存在起到了威慑的作用,会对你诉诸司法的能力产生影响。”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遭遇勒索或性侵的受害者往往不愿报警:他们担心自己被逮捕,或者面临更糟的后果。新德里同性恋权益活动人士莫尼什·马尔霍特拉(Mohnish Malhotra)表示:“如果你是富人,警察通常向你勒索钱财;倘若你是穷人,他们则会趁机要你给点好处——性方面的。”

“没有人谈论这些经历,”他补充道,“在印度,这类话题会让人感觉有压力。”

然而,印度一度对同性恋爱和性别流动(性别流体人认为自己的性别认同是动态变化的,并非局限于特定的一种,而是在两者或以上的状态之间流动。这一流动是在连续的性别认同光谱上变化的,不一定是传统性别——编注)十分宽容。在印度教中,神会变为女神,男人也会生小孩。17 世纪后期开始,印度盛行过一种名为 Rekhti 的诗歌体裁,专门描述女性之间情欲。

后来,英国殖民者来到了印度,削弱了社会对同性恋的接受度。

1860 年代,英国在《印度刑法典》(Indian Penal Code)中添加了第 377 号条款。法律规定,“主动违背自然规律进行性交的人”将被处以 10 年监禁或无期徒刑。

《377 号条款》通常适用于男子之间的性行为,但官方将范围延伸至了所有进行肛交或口交的对象。

活动人士表示,自 1947 年获得独立后,印度的确取得了一些进步,其中包括去年在政府配发给学校的文学资料中承认同性间的吸引力。但在印度,恐同症仍然经常表现为具有攻击性的行为,《377 号条款》的存在则使得受害者诉诸法律的途径进一步减少。

推翻《377 号条款》的行动真正开始于 2000 年:当时,一名惊恐万分的年轻人突然出现在了新德里一个名叫 Naz 基金会的艾滋病患者倡导组织,请求获得帮助。

里图·达尔米亚(Ritu Dalmia)是一名主厨,经营着一家餐厅。他是挑战印度《377 号条款》的五名请愿者之一,该法律将将同性性行为认定为犯罪。沿用至今的《377 号条款》是历史最悠久的、将同性性行为犯罪化的法律之一。图片版权:Vivek Singh for The New York Times

 

该组织负责人安贾莉·高普兰(Anjali Gopalan)表示,为了“使他变直”,该男子的父母曾将他送往一家政府医院。他被迫接受了电击治疗。

在她将这名男子的困境转告给印度国家人权委员会(National Human Rights Commission)后,该委员会表示无法帮助该男子,因为他同性恋的身份使他成为了一名罪犯。“我听说后吓坏了,”她说。

不久之后,高普兰就挑战《377 号条款》提起诉讼,抵挡死亡威胁,直到 2009 年,新德里的一家高等法院才裁定《377 号条款》不得适用于合意性行为。然而,基督教、穆斯林和印度教团体提出了上诉,印度最高法院于 2013 年又恢复了该项法律。

2009 年,成千上万的同性恋者公开出柜,但很快又被“推回了柜子”。一些较为富裕的印度人选择永久离开这个国家。

挑战《377 号条款》的请愿者之一、主厨里图·达尔米亚表示:“我第一次觉得,我需要搬离这个国家。这里让人觉得恐惧,绝对的恐惧。”

在他们的判决中,最高法院以书面形式证明了这一裁决的合理性,即“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或变性者仅占全国人口的极小部分”。法院方面称,该法律推行以来,依据《377 号条款》受到起诉的不足 200 人。

但律师表示,负责跟踪警方投诉的国家犯罪记录局(National Crime Records Bureau)公布的数据显示,实际的诉讼案件要多得多。2014 年——即国家犯罪记录局称开始跟踪《377 号条款》案件的第一年——提出的诉讼总量共计 1148 起。2016 年,这一数字几乎翻了一番达到 2187 起。同年,1600 多起案件被移交审判。

从这些数据中很难得出结论。人们通常无法通过警方的记录判断性行为是否合意。谢克教授表示,许多申诉都是由自行判断的第三方所提出的。

去年 11 月,在新德里举行的骄傲游行。图片版权:The New York Times

 

他表示:“很少有幸存者会提起诉讼。当事人的父亲会提起诉讼称,‘我抓到了和我儿子一起做错事的那个人’。”

针对法院的裁决,以梅纳卡·古鲁斯瓦米(Menaka Guruswamy)和阿兰达蒂·卡图(Arundhati Katju)为首的律师团队于 2016 年代表印度同性恋者提交了一份诉状。请愿对《377 号条款》提出质疑,理由是它侵犯了《印度宪法》所赋予他们的平等和自由权利,以及其他的一些违法行为。

古鲁斯瓦米表示:“我们一直觉得这方面存在空白,缺乏 LGBT 群体的话语权,即‘《宪法》也赋予了我们权力’。”

最初,还有另外三名请愿者加入了卡普尔和达尔米亚的行列:舞蹈演员纳维蒂·辛格·乔哈尔(Navtej Singh Johar)、记者苏尼尔·梅赫拉(Sunil Mehra)以及酒店经营者阿曼·纳斯(Aman Nath)。

在过去几周里,在该组织的鼓励下,包括阿里夫·贾法尔(Arif Jafar)在内的其他 26 人也提交了请愿书。警方曾在 2001 年关闭了贾法尔为同性恋和变性者提供的外联项目,称他收受巴基斯坦方面的资金,将印度男子改造成同性恋。

根据《377 号条款》等其他法律规定,贾法尔被关押了 47 天,期间还遭到囚犯的殴打。

尽管大多数请愿者经济独立,免于遭受其他众多同性恋者所面临的危险,一些地区的公众舆论也开始慢慢发生转变。城市开始出现骄傲游行,同性恋的父母也开始站出来支持他们的孩子。

卡普尔也有自己的做法。她离开了公司,因为尽管“这里有一群卓越的同事”,但他们都认为办公室里的每个人都是异性恋,这让她感到不安。2009 年,她把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告诉了母亲,之后不久母亲便死于肺癌。

“母亲去世之后我变得有点无所畏惧,”卡普尔表示,“她的离去给了我勇气。”

即使最高法院称该法律不适用于合意性行为,律师表示这种陈旧过时的语言意味着国家需要一项立法修正案来保护同性恋者。虽然不知道未来会怎样,卡普尔还是感到充满希望。她表示,支持的信息比消极的消息更多。

今年 1 月,最高法院将《377 号条款》移交更高一级的法官席后,卡普尔的父亲给她寄来了一份装裱好的剪报。那是《印度时报》(The Times of India)的一篇文章,讲述了“著名而无畏的五位勇士”(Famous & Fearless 5)的故事。

父亲还在下方留下了一行备注:“你母亲一定会为你感到骄傲。”

翻译:熊猫译社 唐尘

题图版权:Atul Lok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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