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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现代育儿模式?同性情侣成为家长后的分工或许能给个思路

异性恋伴侣往往按性别来分配日常生活中的家务--谁做晚饭,谁修剪草坪,谁安排子女的活动,谁倒垃圾等。
 
过去的研究一贯表明,同性伴侣对家务的分配更加公平。
 
 
然而,最近的研究发现情况有了转变。根据更庞大、更典型的同性恋人群样本提供的新数据,当同性伴侣有了子女,他们往往会开始像异性恋伴侣那样分配家务。尽管同性伴侣的收入较为相当,但一般一方的收入会稍高一些,另一方则承担更多的家务劳动并照顾子女。这表明家务的角色分工不仅和性别有关:职场和社会生活的绝大部分都是为单收入家庭建立的。
 
“一旦有了孩子,伴侣们就不得不开始这样分配家务,现在我们甚至在同性伴侣中也看到了这种情况,”旧金山加州专业心理学学院(California School of Professional Psychology)的荣誉退休教授罗伯特-杰伊·格林(Robert-Jay Green)说,“在各种因素共同作用下,你只好回到这种传统的家庭角色中。”
 
这类因素包括:期望 24 小时有人工作的雇主,以及带薪育儿假和公立学前班的缺失。还有更小的原因,比如某些儿科医生、老师或祖父母认为,家长中某一方会扮演主要角色。
 
莎拉·普瑞斯(Sarah Pruis)在怀俄明州的夏延(Cheyenne)和她全职上班的妻子一起抚养五个孩子,她说:“对我来说,比起我们都出去上班、都要为谁该做什么操心,让我待在家里似乎容易得多,感觉那种生活是过不下去的。”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提出了婚姻和效率有关的理论:丈夫负责赚钱,妻子负责持家和育儿。但近几十年来,随着女性掌握了生育权并在劳动市场站稳了脚跟,婚姻越来越像一种伙伴关系。
 
然而,与男性结婚的女性即使工作量和收入与丈夫相当,甚至超过丈夫,却仍然要承担更多的家务劳动。社会科学家发现,家务职责是按性别分配的。女性的家务劳动主要在室内,且次数频繁:例如做饭、打扫卫生、洗衣服和照看孩子。男性的家务劳动大多在室外,且次数较少:例如倒垃圾、修剪草坪和洗车。
 
数十项针对男同和女同伴侣的研究发现,他们分配无偿家务劳动的方式更加平等。他们没有传统的性别角色可以依据,往往更注重平等的承诺。
 
因为同性伴侣不用面对性别导致的工资差距,而且双方可能都有工作,所以伴侣之间不是必然存在收入上的差距。在同性婚姻合法化之前,一方停工的财务风险更大。因为在分手或一方死亡的情况下,另一方几乎无权处理双方的共同财产。
 
但近年来,更多的政府数据让研究人员对同性伴侣如何分配时间有了更详细的认知。
 
住在旧金山、已经结婚四年的多里安·肯德尔(Dorian Kendal)和贾里德·亨特(Jared Hunt)表示,他们按照个人偏好来分配家务活。
 
“我讨厌做饭,所以总是肯德尔来做饭,”38 岁的亨特说。
 
“亨特从来不做饭,”43 岁的肯德尔证实道,“而我讨厌洗衣服--洗衣服是最糟糕的事情,亨特在我自己洗衣服时对我大发雷霆。当我发现有人为我做了自己最讨厌的事情而对我发火,我知道我恋爱了。“
 
但在收养了一个孩子之后,他们决定让亨特停工在家一年。亨特的职业生涯处于从芭蕾舞到室内设计的转变期。而肯德尔作为技术主管,挣的钱要多得多。
 
“这不是一个男性或女性该如何的问题,而是我们作为一对伴侣要如何经营我们的家庭,”亨特说。
 
一项研究比较了两个时间点针对伴侣的大规模调查,发现与 1975 年相比,2000 年异性恋伴侣在家务分工上更加平等,超过了同性伴侣。研究者之一格林说,这种变化可能是因为 2000 年有更多同性伴侣已经结婚并成为父母。
 
克拉克大学(Clark University)的心理学教授艾比·戈德伯格(Abbie Goldberg)发现,促使同性伴侣在为人父母后采取不同分工似乎有许多因素,特别是长时间的工作。她发现,当双方工作时间都很灵活,或者收入足够雇人帮忙时,他们更有可能分担家务劳动。
 
“平等主义的乌托邦过于简单粗暴,不符合现实,”她说,“事实上,同性伴侣与异性伴侣之间的角力是一样的。日子 一直过得不错,直到你生了孩子或收养了孩子,突然之间就有了无数的事情要做。”
 
目前还没有关于伴侣一方或双方是非二元性别者(自我认同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男性或女性的人)如何分配家务的重要研究。但研究发现,跨性别人士通常按照男女之分来分配家务。
 
即使同性家长在家庭中职责不同,一般他们仍感觉这种分配是公平的--在异性恋关系中通常不是这样,这说明实现平等可以有不同的模式。
 
 
“我讨厌做饭,所以总是多里安来做饭,”贾里德·亨特(左)说。“贾里德从来不做饭,”多里安·肯德尔证实道。
 
同性情侣们称,这是因为他们有过沟通;因为不承担照顾孩子重任的家长承担了其他家务;或者因为他们的分工没有性别的包袱。
 
41 岁的普瑞斯和 34 岁的雅克·斯托(Jacque Stonum)都与男人结过婚。两年前她们结婚时共有五个孩子。斯托是怀俄明州空中国民警卫队的队长,这是份全职工作。
 
她们决定让普瑞斯继续她第一段婚姻中的角色--家庭主妇。普瑞斯说,尽管她们像自己和前夫那样分配家务,和她的妻子这样做却让她感觉更加公平。
 
“我曾觉得这是我应该做的,即使我们生活在一种现在应该更加平等的文化中,但事实并非如此,所以我们最终会憎恨对方,”她说,“现在我感觉这更像是我主动的选择。”
 
斯托说:“我们进行了很多沟通,而不是假定谁就应该做什么。每天我都感到幸运,因为她让我只用操心工作。如果我们两个都工作了, 就需要考虑如何兼顾事业和家庭了。
 
她们的经历似乎在同性伴侣中很常见。在戈德伯格研究的同性母亲中,大多数非孩子生母的母亲表示,因为不能做母乳喂养之类的事情,她们主动承担了其他的责任,比如洗澡或家务。
 
瑞典的一项研究发现,女同伴侣中负责生育的一方薪水下降幅度与异性恋母亲相似。然而,五年后,她们的收入已经恢复到原来的水平,异性恋母亲的收入从未恢复。
 
研究表明,当涉及到家务劳动分工时,幸福感和婚姻满意度并不取决于家务活是否五五平分,而在于实际分工与双方的理想状态有多接近。
 
研究还发现,同性伴侣即使没有平分家务劳动,也更有可能感觉分工是公平的。最不可能对这种分工满意的是哪类人呢?异性恋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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